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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这么个说法:男人通过拥有世界而拥有女人,女人通过拥有男人而拥有世界。
这句话令许多人津津乐道,大概也令某些人作呕。“乐道”也罢,“作呕”也罢,从普遍的现象上看,自古以来的确如此。在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的当今中国,这个理念尤其被大多数人认可。那些富贾高官的“藏娇金屋”和青春“美眉”们类乎“卖身公告”的“征婚启示”可为证。
古往今来,男人们削尖脑袋,不计“厚黑”地追求“功名”,从而拥有金钱和“佳人”。然而,世上总有特立独行的“叛逆者”,柳永就是一个典型,他只追求女人,不追求事业。由于柳永经常出入花街柳巷,与妓女“打成一片”,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吟”,如此“不追求进步且生活作风有问题”的“狎邪浪子”,“政府”与“文化界”自然嗤之以鼻,因此入不了正史,他的生活经历我们也就无法真实完整地了解。据现有材料分析,柳永于功名很可能最初是求而不得,据说,仁宗斥其为“浮艳虚华”,不取他为进士。然而这恰恰是他的幸运,正如许多流芳千古的诗人、艺术家一样,仕途的不得意成全了他们的“大成就”。顺便提一句,如果他们不是被动的“不得意”,而是主动的“不屑于”,那就愈发显得“美丽”了。然而,现实“存在”对个体“意识”的影响力何其大也,即便是这些人类的“精英”亦难于解脱。遥想姜太公隐居渭水几十年,“只钓当朝君与臣,何尝意在水中鱼”似乎不是那么令人赞叹,而是显得有些愚蠢和滑稽了。
古代文人墨客出入烟花场所也是常事,然而如柳永这般视妓女为知己朋友,理解她们、尊重她们,真心地爱她们,实属罕见。可以肯定,柳永已发现:在这些“低贱”的女人身上,有比所谓“事业”更为真实美好的东西。正因如此,造就了中国古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爱情诗人!我认为,儒家文化统治的中国古代,爱情是贫乏的,因而也缺少爱情诗,中国可以说是诗的国度,但爱情诗却少得可怜。有一些也多是“吊亡妇”之类的东西。历代文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吟唱“关关雎鸠”、“所谓伊人”,固然因其情韵美妙,亦不排除后世情诗缺乏这个因素。
柳永离我们似乎太遥远了,然而,当清明的细雨弥漫天地,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“吊柳会”的盛况,此刻,时空的阻隔似乎消失,无限的幽思涌上心头:
乐游原上妓如云,尽上风流柳七坟。
可笑纷纷缙绅辈,怜才不及众红裙。
从柳永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诗的真性情;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妓女身上洋溢着的文化气息。如果我说“那个时代真正的女人绝大多数在妓院里”,也许并不太为过。现今的妓女已没有了那种才情与心情。把那时的妓女与现今的妓女做一个也许不很恰当的比喻,前者好比高明的“厨师”,后者如同变质的“汉堡”。
目前,党和政府大力开展“扫黄”运动。对此,我举双手手脚赞成。因为不扫黄也出不来第二个柳三变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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